罷工訴求為何要求禁止搭便車？

問題摘要：

禁止搭便車並非工會排他性之權利主張，而是一種保障組織存續與集體行動價值的手段，在法律許可範圍內透過團體協約明訂，有其正當性與制度意義。雇主若僅以「公平原則」否決之，實際上忽略工會成員所承擔的額外風險與成本，不利勞資協調與長期合作關係之建立。未來團體協約發展應更重視如何透過制度設計，平衡工會行動自由與雇主管理彈性，同時促進勞工參與工會之正向誘因。罷工為何要禁止搭便車，最終指向的是集體行動背後的公平原則與勞工團結力量的維繫，唯有透過制度保障與雙方協商，方能在維護權益與營運穩定之間取得可長可久的平衡。

 

律師回答：

關於這個問題，到底什麼是搭便車呢？為什麼要禁止搭便車呢？這牽涉到勞工團結權有效行使的一個重要議題。先講「搭便車」(free rider)這件事情，白話來說就是沒出什麼力，卻靠著他力本願來達成目的之行為。

 

當工會成員為全體勞工權益與雇主對抗及罷工，不共同罷工、反替雇主雪中送炭、繼續上班，減少罷工產生的人力缺口給雇主帶來的壓力者，有譏為「工賊（Strikebreaker）」。

 

批評者認為工賊在罷工成功之時，可分享雇主給予勞工的好處，失敗之際卻不用面對事後可能的報復（無論合法與否），工會自然對他們恨得牙癢癢，希望與雇主的團體協約中明訂，若爭取到的好處，僅限於工會會員，不配合工會罷工的其他勞工，都不能「有福共享」。

 

罷工為何要求禁止搭便車，其核心目的在於確保工會行動的成效與正當性，避免少數不參與罷工之勞工坐享其成，損害工會組織與會員的凝聚力與戰鬥力。在長榮航空罷工事件中，工會與資方最終協商破局的關鍵即為「禁止搭便車條款」的爭議，此條款意指在團體協約中明文規定，未參與工會、未支持罷工行動之勞工不得分享工會所爭取到的勞動條件與福利，若有意分享，應先加入工會並支付相對會費，否則即屬搭便車。這類搭便車行為，在勞資對抗中格外敏感，因工會成員須冒著失業、扣薪、調職甚至雇主秋後算帳的風險，才得以爭取團體利益，若非會員最終卻毫無代價獲取同樣福利，將嚴重打擊工會士氣與組織動能。

 

搭便車者又俗稱「工賊」，在罷工期間若仍選擇出勤或替代被抽調的崗位，實際上降低資方壓力與罷工效果，成功爭取福利後卻又同步受益，這種「不出力也得利」的矛盾現象，自然引發工會反感。

 

舉例而言，華航空服員罷工案中即出現類似爭議，當時華航與空服員職業工會簽訂協議，承諾將特定福利僅限於工會會員，不料日後又將福利擴及至全體員工，引起工會控訴不當勞動行為，經不當勞動裁決委員會與法院審理，違反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，屬妨礙工會正常活動的不當行為，該協議非屬團體協約法所稱之正式團體協約，因此工會主張無效，顯見搭便車條款在法理上仍存爭議空間。

 

「公司內部員工應一體同仁對待」為由拒絕，主張不能出現一國兩制待遇差異。雇主普遍反對該條款，除基於內部人事管理難度提升，亦擔憂將造成更多員工被動加入工會，或配合罷工以便享受福利，增加工會壓力工具，形成道德與實際管理的困境。站在工會角度，「禁止搭便車條款」則有助於提升會員加入意願與罷工號召力，亦可透過制度設計建立風險與利益對價平衡，有利工會運作長遠發展。

 

從制度面來看，團體協約法第13條即對此提供明確依據：「團體協約得約定，受該團體協約拘束之雇主，非有正當理由，不得對所屬非該團體協約關係人之勞工，就該團體協約所約定之勞動條件，進行調整。但團體協約另有約定，非該團體協約關係人之勞工，支付一定之費用予工會者，不在此限。」此即法律肯認防搭便車條款之合法性，惟須透過團體協約方式簽署，且具備明確費用條件與排除對象。

 

實務上，若資方未經協議即逕行擴及非會員同等待遇，不僅損及工會信用，更可能動搖組織基礎，導致現有會員退會、新進員工無加入誘因，造成工會萎縮。反觀若有防搭便車條款，則可促進工會自治、激勵會員參與集體行動，進而提升勞資談判籌碼。但此種制度設計亦須考量比例原則與勞工權益保障，避免造成實質歧視或懲罰效果。例如僅提供會員特別獎金或進修補助，仍屬合理差異待遇，但若全面剝奪非會員應有工資福利，則可能違反勞基法最低標準或形成不當限制。

 

因此條款實施須審慎設計與依法程序進行。值得一提者，許多歐美國家之工會制度即普遍推行所謂「協商費制度」，即使非會員也須因受益而支付一定費用，以達成勞動條件共享與風險分攤之公平性。我國雖尚未普遍落實，但已透過團體協約法建立類似機制，為防搭便車提供法源基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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